暗微幽光

參加本屆認知科學學會年會(Annual conference of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的動機是自己近期的形音對應效果(effects of orthogrphy to phonology correspondence)發現，與現今己知的計算模型預測結果有明顯出入，期望在此會議場合尋找對此議題有興趣一起探討的研究者。然而參加此次會議讓我感受到台灣地區的認知科學研究與歐美地區的差異只是環境的限制，重點是台灣學術圈同業人員之間對於要追求什麼樣的認知科學尚未有明確共識。這次會議議程的討論內容，也讓我了解要發展結合不同領域的認知科學，目前政府的補助政策尚不足以創造有利的條件。

認知科學學會的學術宗旨是提供不同領域，交流探索及應用認知架構(cognitive architecture)相關課題及知識的場域。與會成員心理學家雖佔大宗，也有不少資訊科學、數學、及教育等領域的學者參與。由於學會的交流宗旨是認知架構的探討，行為實驗僅是其中一環，多數發表者的研究成果是計算模型的建立及演算展示，以及資料掘取(data mining)或數值方法等多數認知科學社群成員認為能有助解釋人類心智是在何種認知架構上運作的方法。認知架構在認知科學學會成員的共識中，不僅是人腦的生理運作，也不是只有行為的表現規則，而是提件人類認知功能的運作平台。雖然不同學者對於平台的構成見解不同，每位學者透過彼此交流合作、甚至相互競爭建立心目中的認知架構是認知科學學會主要宗旨。今年的發表內容也顯示多數成員現在的研究取向己經脫離只依賴行為資料建立及驗証認知架構理論的傳統心理學研究取向，而是採取自大量資料中箤取重要資訊的技術：如潛在語義分析(Latent Semantic Analysis)或認知功能模擬方法：如平行分散處理演算法(parallel distriubuted processing)、ACT-R或Soar等人工智慧系統直接建構最能提供人類心智運作的理想平台，且在行為與大腦認知功能的探索己有相當豐富的成果。這些研究取向是許多資深學者在學術生涯初期擘畫的認知架構理論，再由他們領導的研究團隊長期投入相關研究方法的開發才有今天的成就。反觀台灣資源較充裕的研究團隊，缺乏自己的學術目標，長期跟隨國外經營多年的研究團隊所關注的研究課題，雖然因為人員的數目逐年增加而在研究技術上有多元發展，但是並未耕耘出屬於自己的特色，當世代交替再度到來之際，由於目前資深學者並未規劃具體的學術願景，可能出現青黃不接的窘境。

在本屆年會的所見所聞使我確認自己堅持的學術方向–從看似簡單的行為現象揭示複雜的心智運作原理。此次年會我所發表的報告內容是中文含旁字朗讀表現的最新發現，目前己知的單字朗讀模型無法模擬字詞頻率與形音對應規則一致性交互作用消失的現象，這是當不一致或不規則字的鄰居頻率總和中，敵人頻率總和佔很大比例時，朗讀高低頻字詞產生的規則一致性效果接近相同。去年的認知科學年會任教於美國瑞其蒙大學的李平教授曾與一位大陸研究生合作建立朗讀中文字的吸子網路(attractor network)，但在英文研究中這種模型己被証實無法模擬無交互作用的現象，藉參與此次會議的機會，我與任教於美國瑞其蒙大學的李平教授討論研究題目，大致構想是根據我的行為實驗發現，確認並修正吸子網路無法模擬的問題，以証實我在行為實驗獲得的結論。李教授亦答應提供我在程式運算方面的資源與協助，如能有所斬獲，期望可以給予有意投入認知科學事業的同業對生涯發展規劃有一些啟示。

由於認知科學是一門需要經由不同領域交流累積成果的學門，本屆年會安排一場談論跨領域研究如何達到成功條件的小型研討會。此次研討會有美國McDonnell基金會人員報告推行多年的PEN計劃(Perceptual Expertise Network)執行成效，這是一項培養科研人才庫的長程計劃，參與此計劃的實驗室以基金會提供的經費聘請有潛力的博士後研究人員，受補助的博士後可在加入PEN計劃的實驗室之間交流並提出合作研究案。基金會的評鑑方式是觀察受補助的研究人員與各實驗室合作的情況，以及逐年累積的具體成果形成的文獻引用地圖(citition map)。藉此培養學術新秀獨當一面的能力，此計劃對不同認知科學領域的整體發展，也從不同團隊產生的論文交互引用地圖的綿密度逐年增加看到實際的進步。如此經費運用方式對當今台灣政府只以學校為單位做短期大量經費補助，且各項追求卓越計劃只有計算團隊或個人研究成果有無登上SCI或SSCI料等收錄的期刊，用這類表面數據做績效考核，可做為借鏡。同一個研討會中，與Rumelhart合作發展交互運激發模型(Interactive Activation Model)而啟發平行分散處理革命的McClelland教授，以親身經驗說明不同領域的研究者能達到成功的三個要件：相同的目標(shared goal)、互補的專業(complementary expertise)以及共同的處境(common ground)。以我的親身經驗來說，在台灣就算是同為心理學領域的學者，要談合作也缺乏這三個要件，因為各人的學術目標不同，側重的專業知識無法互補，對於身處的現實環境每個人各有不同的認知與考慮。然而與我同一代經歷類似學術訓練的研究者，彼此合作研究是獲得重大成就的最有利機會，如何創造成功合作的要件，是今後我與同輩研究者要繼續思考的問題，也是企圖提昇台灣學術環境素質的資深學者及政治人物不可避免的課題。

2007年8月7日 寫於返國途中